纵观中国现代散文史
作者:dede58来源:dede58.com时间:2019-08-11

  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哲理文的写作传统。但是,当代的哲理散文似乎与古代哲理文并无关联,而更多是从西方哲理文的路子上生发出来的。在许多相关作品中,我们都能够明显地看到尼采、叔本华、柏格森的影子,却很难发现庄子、孟子、荀子的痕迹。换句话说,哲理散文在当代的诸多散文艺术形态中,可能是最缺乏“本土性”的,甚至其语言风格都呈现出强烈的翻译腔或欧化色彩。当然,这也不难理解,庄子、孟子的表达方式,与今人毕竟已有相当的距离。而更为重要的是,散文是一种必须“凿实”的文学形式,它从来都不厌琐细,可是哲理文的写作却往往“蹈空”。令人感到纳闷的是,如果纯粹就思辨性而言,为何不去读系统的哲学著作,而是读这类哲理散文呢?它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?再说了,“蹈空”的写作是容易取巧的,当句子与句子、语义与语义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大,以至读者不得不绞尽脑汁去探求其微言大义时,它既可以是“留白的艺术”,也可以是“取巧的艺术”。

  当代的哲理散文,大致可分三种:一种是较为肤浅的,借事言理,意旨浮露,或感慨人生,或抒写心境,所谓“哲理”者,在这类作品中往往只是一个促成结尾升华的引子;一种是学人随笔性质的,作者要么本就是哲学方面的专业研究者,要么对哲学有着长期、浓厚的兴趣,思索之余,捡起其中几片碎屑,以随笔的形式表达出来;还有一种,是力图打破文类边界的实验性文本,这类文本在西方已有诸多先例,如叶芝、博尔赫斯等人的某些散文作品,其用意大抵在于融合“诗”与“思”,以“越轨的笔致”来打破散文写作的僵局。

  在文学领域向来有一种观点,认为所有的“纯文学”都是诗。这种观点大概源出于古希腊,因为“希腊人眼中只有‘诗’”(朱光潜语)。中国六朝时期曾有过“文笔之辨”,其意思也约略近于古希腊人所谓的“诗与非诗”。如今叙事文学成为主流,人们不会再计较形式上的“有韵”或“无韵”、“带音步”或“不带音步”。于是转而衍生出另一种观点:文学的重心在于“诗性”。因此,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,不论是小说、散文还是戏剧,都必然是具有强烈诗性的。并且,其内在的精神气质越近于诗,文学价值也就越高。诗化散文的出现,可以视为这一观点的产物。

  纵观中国现代散文史,最早将散文写作引向诗化的大概是徐志摩,而真正为诗化散文奠定基础的则是何其芳。何其芳的《画梦录》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文学青年,其“独语体”的形式至今仍被写作者仿效。到了当代,自杨朔以降,诗化散文一度成为主流。此外,有许多诗人同时进行散文创作,他们的部分作品也可视为诗化散文。

  从这个意义上说,李娟近年的一系列非虚构作品的确令人耳目一新,因为她总是能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这是李娟的声音在讲述,而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、高度类型化的声音。

  虽然雪莱曾经说过:“诗与散文的分别是一个庸俗的错误。”但不得不承认,在艺术规律层面,诗与散文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鸿沟:诗的美学注重质感、密度、语言的精炼,散文的美学则注重弹性、雍容、结构的松弛。诗化散文的写作初衷或许是引入诗性以重铸现代散文的文学特质,可是,当这条路越走越远的时候,“诗”之于“文”,就成了一种束缚。

  自现代散文诞生的那一刻起,叙述腔调问题就困扰着写作者。“谁在讲述”与“对谁讲述”,不仅关系到写作者的自我设定和预期读者定位,更影响到作品的风格。在当下的部分非虚构作品中,我所深切感受到的一个问题是,虽然不同的作者在讲着不同的事情,但是,他们的口吻、姿态乃至语言风格,往往出奇地一致。我总是能够从中清晰看见一个感喟深沉、久经沧桑的叙述者形象。对于经验性写作而言,单一的叙述腔调当然不会影响到叙述本身的展开,但是,对特定叙述腔调的“共享”,无疑意味着写作者的取巧与懒惰。

  换言之,它要求写作者必须不那么“用力”,必须尽可能地舒展。可是,当我们越来越将散文写作的未来寄托在几个发力点上的时候,即便因为力量的集中而取得一时之效,但终究是与自然、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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